在立法上，进行与法学概念范畴相一致的体系化构建，首先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子系统，然后再逐层降解，每个子系统下有若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法院援用宪法的直接目的是论证、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法院援用的宪法规范集中在《宪法》第一章个别条款和第二章绝大多数条款。

以选举权为例，目前还停留于选举资格争议，但多年前发生的民族饭店选举权案业已表明，目前的仅在选举日发生选举资格纠纷的诉讼程序，无法全面保障选举权，全面的选举权诉讼程序设计已十分必要。四、宪法司法适用的三种路径 （一）程序转接 以齐玉苓案、河南种子案为代表的一些热点案例充分表明，在一般案件中，法院对于法律的适用，会因法律本身的漏洞、法律间的冲突乃至法律的违宪等法律依据问题，而影响争议的正常解决。其原因在于，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法院在裁判此类争议时，直接适用《选举法》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和《国家赔偿法》作为裁判依据。如此就未必有助于考察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状况。

以尊重法律制定方面的‘立法权优越为前提，逐步确立在法律解释方面的‘司法权优越原则，从而真正落实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的追诉权利。于今看来，此种试图以法院一己之力支撑起宪法运转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努力，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错位——既是机构职权的错位，也是时空的错位，更是中国宪法转型愿景的错位。因此，这个课题必须由行政法学界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研究背景和掌握不同语言的学者从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36] 2016年，美国律师协会（ABA）针对APA中的规则制定条款提出了9项修改建议，内容涉及数据研究信息披露、记录获取、设置最低评论时长、重新定义规则、增加回溯性审查、统一规制计划等内容。考虑到这个栏目的作者撰稿前相互没有联系，各文所论非常分散，栏目编辑嘱我为这个栏目写个序言性质的文章，以期使这个栏目的文章能形成一个内容互补且有一定外在和内在联系的整体。三是主要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决定做出一章着重强调普遍性的说明理由义务，并设定了轻微瑕疵的补正程序。

在公示或公开所提出的意见可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或者有其他正当的理由时，制定机关可不公示或公开相关意见。[15]对于广义的行政主体组织内部或行政主体相互间关系的命令，则不适用意见公募程序的规定。

尽管这种广泛的程序裁量权可为行政机关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会削弱甚至摧毁行政决定的独立性、统一性和透明性。[38] 二是注重行政裁决程序（Adjudication）。例如，Gedid教授著文21世纪的行政程序—2010年《州模范行政程序法》介绍，探讨了《州模范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意义和该法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征。中国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行政程序法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建立法制，21世纪行政程序法有了较大发展。

[20] 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仅适用于联邦政府。[15] 参见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第8项的规定。1993年《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虽因其他法律的修改而有细小的修改，但2005年的修改是一次较大的有较重要意义的修改。欧盟至今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欧盟成员国大多在20世纪甚至更早就开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16] 参见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39-43条的规定。近年来学者讨论司法审查程序也有新的内容。

如果理由说明没有及于这些相关要素，法院可以理由说明存在瑕疵而撤销该处分。[2]本文之所以叫简述与浅析，是因为中外行政程序法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过于广泛，而作者掌握的资料过于有限，只能对之简介简述之，又因为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尚未深入，只能对之浅评浅析之

这一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宪法无法在司法过程中得到适用，那么该国宪法就被认为没有获得真正的生命。因此，所谓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围绕裁判争议的现实需要，在有必要适用宪法解决争议的案件中，利用宪法体制内的职权协调机制将宪法规则导入审判过程，将有权机关对于宪法的解释和适用与法院审判结合起来，由此绕开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马其诺防线，这既符合宪制结构，也回应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在中国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二是宪法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始终拘束适用者。（2）法律间冲突，法院无权选择适用何种法律。法院围绕适用法律与有权机关形成法律理解、法律解释和法律监督等职权关系，也是宪法体制视角下不同国家机关互相配合的体现。

就其现实意义来看，除却在失望之余所促成的反思性经验共识之外，这一努力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纠缠于司法系统数十年之久的司法过程不（没有必要）援引宪法[2]的自我封闭倾向，验证并阐明了一个基本常识：在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的情景下，援引宪法补足法律漏洞实为必要，否则权利难获周全保护。[7]但这一退而求其次的理解，无论是正向的规导抑或反向的制裁，均无法在制度层面上要求法官依据宪法对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

由宪法司法化运动推动的对中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反思，也不意味着宪法无法在既有的宪法体制安排下获得司法适用。此处被学界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禁止的是对《宪法》的援引，但并不禁止对诸如《立法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性法律（广义的宪法）的援引，这一微妙差别，可能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4]这一看似迂回的策略仍实质性地赋予了法院抢滩许可，终究难免冲击既定的宪法体制安排。法院在裁判此类争议时，直接适用《选举法》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和《国家赔偿法》作为裁判依据。

此外，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宪法调整基本社会关系，法律则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宪法仍保留专属调整领域，法律对此无法涉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中国宪法的体制安排，均在结构意义上满足不了中国法院独力承担宪法使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参见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他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从以法院为主体的适用宪法，到宪法规则在法院审判过程中的适用，这一思维转换的益处在于：第一，严守宪法界限，从整体宪法体制的视角，依托宪法体制内部的职权协调机制，化解法院无权与必要性的紧张关系。

[9]参见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应将此理解为基于宪法的解释。

就法院而言，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上述三类法律依据问题时，应当中止诉讼，然后通过上述机制进行提交，提交的路径有三种：第一，通过案件逐级请示制度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立法法》99条第1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查要求。[1]季卫东教授认为：最高法院这次批复的宗旨实际上是要以极其温和的方式推动法制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在人权层次上为公民享有和维护基本权利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

[11]从既有的法院援引宪法的实践来看，法院大多在民事判决中援用宪法，在个别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中亦有援用宪法的可能。依据《立法法》8条和第9条规定，司法制度属绝对性的立法保留，只能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

若任意为之，虽满足了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但却是以审判机关对权力机关的权力抢滩为代价，甚至会造成政权组织体制的整体动荡。《立法法》修改后，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拥有一定范围的规章制定权，在城市化和城市管理转型的背景下，城乡建设和管理等立法事项，广泛涉及征地拆迁、交通规划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此时可以通过基本法律的授权授予法院解决这些问题、处理宪法有关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诉讼的职权，这就是中国宪法诉讼空间之所在。有效力的处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宪法规定的体制路径中来。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事实上，在制度的实际运行层面，业已进入审判过程的选举资格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无疑便是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则（《选举法》和《国家赔偿法》）解决争议的典型例证。

应当注意，这一法律解释提请机制，主要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他提出，激活《立法法》有关立法审查请求权机制，疏通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制度通道，逐步形成一种可称为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的机制。

这是当下宪法司法适用的核心难题。如此就未必有助于考察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状况。